魯迅的三次香港之行
思想家的思想是有生命的，它會持續生長，生生不息地延伸和演繹着自己的精神；也像江河，不捨晝夜地奔流着穿越時空。魯迅不僅是中國新文學的開拓者，更是偉大的思想者，在中國人從愚昧走向自覺和解放的道路上，他更如一面矗立的旗幟。魯迅的偉大，也在於他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或許正是這種責任感驅使他曾短暫來港演講，也吸引大批年輕人慕名聽講。他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當昔日被他視為「畏途」的香港早已煥發新生，匯聚「新聲」，他更不應被香港所遺忘。
魯迅是中國新文學的開拓者，也是偉大的思想者。
文/張岳悅
1927年2月18日和19日，魯迅應邀連續兩日在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講，表達了對中國命運的關切和求變的信念。第一場演講題目是《無聲的中國》，翌日下午他再作第二場題為《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由於他的浙江紹興口音很重，兩次演講都需由許廣平即時傳譯為粵語，但仍有逾600人把青年會禮堂擠得水洩不通。魯迅當年演講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位於上環必列者士街51號，禮堂和舞台還在，但已改做庇護工場。幸好，青年會正門入口的小牌匾上還刻有「1927年，著名中國作家魯迅曾於會所內演講」的字句。走進青年會大廳，左手邊的短牆上掛着一些簡介信息，似乎是希望給門口牌匾上短短的一句話做進一步註釋，雖是寥寥數句，總算在文化地圖上留下了痕跡。
魯迅當年演講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位於上環必列者士街51號。
赴上環演講 台下座無虛席
兩場短暫的演講，被譽為是香港新文學開端的催化劑。在盧瑋鑾教授(小思)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中，為此演講作出了生動描述，形容連續兩日演講都下着雨，但小禮堂依然座無虛席，眾人都「等待聆聽一個陌生的聲音」：「穿着淺灰色布長衫的中年人，用他濃厚紹興鄉音向台下的人講話——台下，幾乎全是聽不懂他的話的香港人，靠着另一個人的翻譯，專注地聆聽……」
魯迅講演《無聲的中國》 時正是夜晚9點鐘，他先是鄭重感謝大雨仍來聽講的諸君，之後便直言：「……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
青年會正門入口的小牌匾上刻有關於魯迅演講的字句。
翌日，雨仍未停，下午時分，他的聲音又從禮堂小舞台上傳開：「……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覆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當年魯迅演講的禮堂已改做庇護工場。
對香港只有「淡薄」印象
短暫的香港一行只給魯迅留下了淡薄甚至惡劣的印象，他在《略談香港》一文中提到：「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閒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他甚至已忘記自己到港時其實是2月，而非1月。他在文中還嘲諷了時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與香港大學教授賴際熙重振國粹的主張，可想而知，對魯迅的到來，港英當局千方百計地限制其影響，魯迅在文中提及，講座前「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企圖降低講座入座率，「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使得他慨嘆主持「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
更令魯迅意難平的是，他訪港期間遇上香港舉辦孔誕盛典，於是他離港後又寫了一篇《述香港恭祝聖誕》，銳評金文泰對華人「教導有方」。即使事隔五年，他還在編於1932年的《三閒集》序言中重提他眼中守舊閉塞的香港，痛斥當時中國的狀況：「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其實，《無聲的中國》已在當年的報上刊出了，但《老調子已經唱完》卻因故沒有刊出，因何之故，至今仍沒有定論。
魯迅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香港之行，是在1927年9月28日，他從廣州遷居上海時路過香港，僅隨身帶着幾隻書箱和衣箱，29日下午卻遭遇了華人警察上船「查關」的種種麻煩。根據他在《再談香港》一文中的記敘，之前兩次到港已視為「畏途」，此次事前已獲朋友告知警察「查關」的狀況：「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雖已有些心理準備，但實際情況卻比他所設想的混亂許多——他的書箱和衣箱皆被迫打開且弄亂，甚至是被毀壞，直到對方收了十元小洋才了結此事。茶房提醒他或是因為太瘦而被疑心是販鴉片的，他不由感慨：「我實在有些愕然。……鬍鬚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鬍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至於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裏也未曾想到的。」
魯迅來港邀請人之爭
1927年1月，魯迅從廈門大學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由此便有了2月中旬應邀赴港演講一事，在《魯迅日記》中可找到這樣的紀錄，2月18日為：「雨。晨上小汽船，葉少泉、蘇秋寶、申君及廣平同行，午後抵香港，寓青年會。夜九時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廣平翻譯。」19日則為：「雨，下午演說，題為《老調子已經唱完》，廣平翻譯。」除此之外，別無他記，於是魯迅此次來港是赴誰人之邀約仍存爭議。
曾記錄過魯迅演講以及與魯迅通信過的劉隨，1981年9月曾在《文匯報》刊登《魯迅赴港演講瑣記》一文，文中提到：「時正在香港大學教學的黃新彥博士，出於對魯迅的景仰，也希望魯迅來香港打破文壇上的沉寂空氣，以推動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因此以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主動邀請魯迅前來講學。魯迅於二月十八日午後抵達香港，同來的還有許廣平。……負責出面接待的除了黃新彥博士，還有黃之棟先生和我。」值得一提的是，劉隨還在文中透露了邀請方在魯迅開講前與其的對話，稱當時香港文壇頗冷落，文學藝術活動如萬籟無聲，一些青年人對此很有感慨，便與魯迅談及香港這種文壇上的荒涼現狀，並埋怨環境太差，稱之為「沙漠之區」。魯迅當時頗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種估計未免太頹唐了，表示自己相信將來的香港是不會成為文化上的「沙漠之區」，並說：「就是沙漠也不要緊的，沙漠也是可以變的!」這番話令劉隨印象深刻，也從中可見魯迅對香港的殷切期望。
另一邊，1993年，慶祝香港大學建校80周年的《一枝一葉總關情》文集出版，收錄趙今聲的《八十八歲自述》，提及他以《大光報》名義邀請魯迅赴港講演。主編劉蜀永後來發現劉隨《瑣記》一文，與趙今聲的說法大相逕庭，於是通過書信訪談寫成《趙今聲教授談魯迅訪港經過》，並先後於《香港文學》及《魯迅研究》刊登。文中趙今聲稱魯迅是他邀請，並由他一人主理其事。趙今聲當年畢業後任《大光報》社外編輯，因緣際會認識了魯迅的友人葉少泉，再由葉少泉牽線促成了魯迅演講一事。
96年前，究竟是何人何機構當年邀請魯迅來港演講，已無從再查證，畢竟即使是當事人，筆述也未必完全準確。
「動與醒︰五四新文化運動」展出魯迅作品《吶喊》和《彷徨》。中新社
魯迅在香港已 「深入民心」
2019年適逢五四運動100周年，國史教育中心列出五位和五四運動有關的風雲人物，作為年度中史人物候選人，包括蔡元培、陳獨秀、魯迅、顧維鈞和胡適，由中小學生及小部分公眾人士合共約2.5萬人投票，結果魯迅壓倒其餘四人勝出，可見魯迅在香港早已「深入民心」。同年4月，香港孫中山紀念館舉行「動與醒︰五四新文化運動」展覽，透過81組珍貴文物和文獻檔案，回顧這場展現愛國精神和民族意識的運動，及其對近代中國發展的影響和重要意義，其中的重點展品包括魯迅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的初版本。
而旨在發掘並培養優秀的青少年文學創作者的魯迅青少年文學獎也從2021年開始增設香港賽區，今年第十四屆比賽全港共收到1,300份參賽作品，其中有153位選手經評選後參加決賽比拚。有參賽學生認為魯迅的文章具個人色彩，情感表達清晰，閱讀魯迅的文章令自己學習到不少寫作技巧。
魯迅當年以刀般的鋒利筆觸，直剖中國國情和文化現象，即使是在1936年逝世後，他的文章和語錄也常被人借來作為武器參與政治鬥爭，現代人當然可以批評魯迅，但若以「敏感」之由而建議大規模在圖書館下架他的著作，是否有「老調子」仍未唱完之嫌?如今，香港早已不再是文化上的「沙漠之區」，若魯迅在生如今再訪香港，或許會寫下《三談香港》，一改淡薄印象，為香港日新月異的變化而欣慰。
魯迅與妻子許廣平及兒子周海嬰。
特寫：魯迅橫眉冷對下的溫情一面
在很多人的心中，魯迅是冰冷而堅硬的，他總是橫眉怒對那些千夫所指的敵人，他的文章也如「投槍」和「匕首」般等待給敵人致命一擊，當抽離吶喊者的身份，他在生活中又是個真實且富溫情的男人。當魯迅在香港的講演完結後，便回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與好友許壽裳和紅顏許廣平搬入白雲樓26號，二人為他忙碌的生活增添了些許陽光。在廣州的時日終是短暫，1927年10月，魯迅與許廣平攜手共赴上海。在上海，魯迅不僅結識了內山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並與其結下了長達十年的深厚友情，他也有了自己與許廣平的愛情結晶——周海嬰，即意為在上海出生的嬰兒。
當二人世界成為三口之家，魯迅將自己一生中最細膩的愛與溫情都毫無保留地給了海嬰，並寫下小詩：「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滿篇充滿他對孩子的愛和內心隱含的柔情。而在《魯迅書簡·致母親》等筆記中，也常見到魯迅記錄海嬰言行的段落，以及他付出心血的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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